（通讯员：郭志刚）6月7日下午，集贤讲堂第444讲在长安校区文汇楼C段524会议室举行。应学院邀请，台湾中正大学荣誉教授、西北大学特聘教授雷家骥作了题为“读《毗伽可汗碑》再思唐、厥关系”的专题讲座。学院中国古代史方向研究生参加了本次活动。讲座由副院长冯立君教授主持。

第一部分，雷家骥教授介绍了突厥第二汗国的复国背景。他指出自匈奴冒顿单于破杀东胡王，其余部东迁离散之后，诸部落酋长即以可汗为号，可汗与汗二号殆无高下大小之分，故鲜卑在汉魏间虽曾有过檀石槐、轲比能两个部落联盟，却无“大汗”之号。至于“可汗”作为比于天子或皇帝的位号，最晚当在东晋至南北朝初期，大概自慕容鲜卑可汗建燕、拓跋鲜卑可汗建魏之后，以至柔然可汗社侖自号“丘豆伐可汗”期间。突厥强大后，仍沿旧主柔然位号而称“可汗”，其盛时，始波罗可汗（摄图）致书隋文帝，抬头自称“从天生、大突厥天下贤圣天子、伊利俱卢设莫何始波罗可汗致书大隋皇帝”，俨如匈奴老上单于之致书汉文帝，自号为“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而颇有陵压汉文帝之意。由此，自汉朝以来南、北两天下两天子的观念意识明确，游牧文化突厥天下与农耕文化华夏天下有所分异。突厥始波罗可汗之子启民可汗臣附于隋，得隋文帝的支持而复兴，遂上表陈谢，尊隋文帝为“大隋圣人莫缘可汗”，简称“圣人可汗”。在名词概念及律令法理上，隋朝“圣人可汗”当时实居于突厥(大)可汗之上，大有“汗上汗”的意涵。此时的东亚世局，颇有出现南北两天下共主的趋势，应是日后唐太宗被推为“天可汗”的原因。

第二部分，雷家骥教授讲述了自車鼻可汗以来，历代突厥可汗复国的尝试，分析了他们不同的复国策略，及其与唐（周）之间的关系问题。雷家骥教授认为唐朝对臣属诸蕃皆予以册封，其大国之君或册为可汗，未受册封的诸蕃领袖则常以大首领、首领称之。因此，若突厥反叛唐朝而首领称为“可汗”时即判断其为复国行为。随后雷家骥教授介绍了颉跌利施可汗至毗伽可汗对复国问题的认知及其作为，颉跌利施可汗时期的开国战略等等。他根据《毗伽碑》的记载，指出默啜是继位而非篡位。默啜时期的（周）唐、厥关系是在初期是比较好的，默啜政治手腕较其兄灵活，嗣位初期仅发动过一次入侵，随即向武周请和，遂让武则天因误判敌情不稳，认为默啜“归国”来属而嘉其“迁善”，因而善待之。在默啜索向武周索求单于都护府失败后，突厥与武周关系恶化，突厥开始不断的侵略。

第三部分，雷家骥教授指出《毗伽可汗碑》是体现突厥复国意识及民族意志的重要突厥文碑铭之一。自汉朝/匈奴以来，游牧民族与农耕王朝各统天下、各有“天子”，已经成为长城南北的共识。根据此碑，得悉突厥基于这一认知，及第一汗国灭亡后屈辱称臣的现状，遂促使突厥贵族不断尝试复国。在此过程中，颉跌利施可汗选择不接受唐（周）的册封来摆脱“内臣”的身份，并不断侵扰唐、厥边境，迫使唐（周）本土防御，无暇他顾。默啜则以来朝、请和与接受册封等方式缓和与武周的关系，为突厥的建设和扩张争取更大的空间。毗伽可汗综合其父汗与叔汗的统治政策，选择与唐交好却不接受唐册封的方式，既维持突厥第二汗国的独立性，同时通过互市等方式提升突厥民众的生活水准。但唐、厥双方仍存有警惕之心，毗伽可汗将工作重心放在向外征服，而未暇思考改革内政所存的弊端，最终导致内部纷争再起而再亡国。据此碑印证汉文史料，也知道唐玄宗之所以推广节度使制度，防御突厥实是主因之一，最终也酿成安史之乱。

讲座最后，冯立君教授为整场讲座做总结。他指出本场讲座视角新颖、论证严密，史料运用娴熟，极具学术价值和启发性。冯立君教授代表全体师生对雷家骥教授的到来以及其精彩的讲座表示由衷感谢，本次讲座圆满结束。